最后，在高等教育扩大招生的同时,招生渠道也日渐多元化。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后半，以高考分数为主要依据录取学生的政策并没有多大变化，但也会根据国家政策的需要, 对部分学生额外加分，但实施的范围有限,标准非常清楚(如少数民族或烈士子女、或在重大学科竞赛中获奖者)。
从2004年开始，教育部开始允许部分高校探索自主招生政策。高校通过多种方式考核学生的学术能力和整体素质。通过考核的学生，仍需参加高考，但在录取时享受降分待遇。同样的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北大、清华、人大三所精英大学近1400名学生中,超过1/4的学生参加了自主招生, 超过1/4的学生获得过其他形式的加分。
与统一考试、择优录用的高考招生制度相比,自主招生的标准比较模糊。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获得自主招生破格录取的学生更有可能来自于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家庭,就读于好的重点高中，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体现在“素质教育”上。在自主招生这种微妙的招生政策前, 来自弱势社会经济家庭背景的学生, 仅靠刻苦努力，考试拼分数, 越来越难改变命运。在分数竞争异常激烈的大学招生中，“一分之差,以千里”。拥有额外加分等特殊待遇对获得精英大学的教育机会重要性, 更是不言而喻。
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式向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教育机会迅速扩张、内部分化日渐扩大,但是家庭出身的影响依然挥之不去。
教育在社会流动中所起的作用一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于那些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孩子来说，接受教育是改变其生活际遇的重要途径、是社会流动的助推器;另一方面，那些具有社会经济地位优势的家庭，又会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手段，帮助其子女获得更优质的教育机会，以维持和传递他们已获得的地位优势，教育从而成为代际再生产和地位传承合法化的重要工具。
要理解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如何完成从“跳龙(农)门”到“寒门难出贵子”的转变，需要对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能力的学生进入大学的过程，以及他们在大学教育中获取的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全面客观的研究,了解结构变化(教育机会的扩大和入学渠道的多元化)背后影响社会流动因素的复杂性和长期累积性，设计和调整相关政策，使教育成为落实“能力优先、机会均等”原则的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