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研究教育社会分层的人都知道，个人的教育获得是一个依序递进的过程。那些初中毕业后无法继续升学的年轻人, 大学的门开得再大，亦与他们无缘，因为他们必须完成高中教育才能有资格敲叩大学之门。
正如图2所示，在扩招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1998到2006年)，初中毕业上高中比高中毕业上大学还要难。大学教育机会的增加，只有利于那些上得了高中，负担得起大学学费的阶层的孩子。这种跳跃式、大幅度的扩招对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具有重要的涵义。
图2. 中国各级普通学校升学率，1978-2015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其次，在日渐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内，高等学校间的分化和社会分层更加明显。据相关的统计，高等学校入学人数大幅增长,主要来自于新设立或升级的大学(一般是二类本科或三类本科院校)，而精英大学的机会之窗并没有开得很大。来自工农家庭的子女更多地是进入前者。
国家相关部门也开始对数目日增的高等教育机构作出区分，其中112所“211工程”高校和39所“985工程”高校，就是两个著名的标签，最近又多出一个“双一流”的新标签。国家在资源投入、师资配备上向被选上的高校倾斜，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层级结构。它们获得的政府资源投入与生源素质，均有很大的差异。就业市场也对来自不同类型高校的学生进行了明确区分，一些市场招聘广告甚至公然提出歧视性的政策，只考虑“985”高校和“211”高校毕业生。这并非说明这些高校毕业生的人力资本积累一定高于其他二、三流的高校毕业生，而是雇主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利用可以识别的信号，比如毕业院校的“标签”，来评估毕业生的技能和潜力。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 大学文凭整体上不断贬值，这些“信号”就显得特别重要。
第三，正是因为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分化和分层，及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信号”效应，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实际始于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中国高等教育内的社会分层可以视为中学时代优质教育资源累积传递的结果。
我们之前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BCSPS)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家庭背景虽然对上什么样的大学有直接影响, 但是否来自重点高中，作用更加明显。重点中学的学生选拔制度和高考制度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以考试分数来决定学生差异化的教育机会。重点高中往往具备更有经验的教学老师，和更为优越的教学设施。因此重点中学的学生往往会更容易获得好的考试成绩，在高考升学竞争中获得优势。那些来自弱势家庭的孩子，如果可凭借考试成绩，进入重点中学，就有很大的机会进入好的大学，实现向上社会流动。
然而，家庭社会经济资源，对子女进入好的重点中学，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今中国城市中产家庭为子女上补习班、购买学区房等等，都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竞争。在这场竞争中, 弱势群体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这也反映了1990代末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恶化的结果。根据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仅以上大学前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学生比较,前者在读初中时、高一/高二时、高三时请过家教或参加过补习班的分别为12.9%,5.2%和5.4%, 而后者则分别为38.6%,25.8%和25.7%，差异非常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