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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是否曾掌掴或脚踢总兵樊燮？

　　胡雪岩，本名胡光墉，雪岩是他的字，要想在清宫档案中找到他的相关史料，只能用胡光墉查找。从一个贫苦无依的钱庄小伙计开始，到阜康钱庄、胡庆余堂药店老板，钱庄票号布及大江南北，拥有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胡雪岩成就了一个商人的传奇。社会上就有“为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流传语。在重农轻商的清代，商人胡雪岩长袖善舞，夤缘政要权贵，先后被授予运司衔江西试用道、按察使衔福建候补道、布政使衔福建补用道等，获清代赏衔的最高官阶——从二品的布政使衔，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更为特别的是，他的父母被赐正一品封典，母亲获同治御笔牌匾“勉善承荣”(这个匾额今天就悬挂在杭州胡雪岩故居)，他自己更是被赐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按清制，黄马褂历来只赏给内臣和亲近之臣。有清一代，能获此殊荣的商人，只有胡雪岩一人。

　　同治七年，朝廷将湘军名将刘松山所统率的老湘营划归左宗棠指挥，以对付陕甘回乱。刘松山为曾国藩一手提拔，但曾国藩对此毫无怨言，继续承担老湘营的军饷。老湘营屡建功勋，成为左宗棠麾下不可或缺的力量。左宗棠呢，则多次向友朋和朝廷夸奖曾国藩识人之明，“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同治九年(1870)二月，刘松山在甘肃战死。这年十月，慈禧接见曾国藩，君臣谈到了刘松山之死。但曾国藩并没有趁机攻击左宗棠，反而告诉慈禧，虽然刘松山的阵亡对陕甘用兵损失重大，但在此事上，左宗棠的调度并无不妥。《左宗棠传信录》中的这些梳理，让我们看到曾国藩、左宗棠作为一代伟人的过人之处。

　　利用宫廷档案则可直截了当解开谜团。尽管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康熙遗诏汉文原件已被证明是胤禛在康熙逝世当天让人写就的，但冯尔康先生在撰写《雍正传》时，查阅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宗室玉牒》，其中表明：皇十四子胤祯，康熙三十六年(1697)时名字为“胤禵”，四十七年(1708)康熙封他为贝子的上谕中称之为“胤祯”，雍正登基后，复其名为胤禵。由此可知，皇十四子胤禵之名早已有之，并非雍正逼迫改名。至于皇四子、雍亲王的名字，康熙年间历次修《宗室玉牒》都写作“胤禛”，并无别的名字。也就是说，雍正盗名改诏说并不成立！

　　在我们的印象中，左宗棠用兵新疆的军饷，主要依赖胡雪岩的借款。为此，新疆收复后左宗棠为胡雪岩奏请黄马褂之赏以示感谢。但统计左宗棠前后四次所上的军饷报销折可知，其用兵新疆所收到的六千多万两银中，各省、各海关送来的协饷为3400多万两，胡雪岩所借为1710万两，只排在第二位。而且，胡雪岩的借款通常都以各省关的协饷作为抵押，只是由于各省关协饷经常拖延，因此，这些借款更显意义重大。

　　曾国藩的误判，带来严重的后果——如不办理抽厘，33个月，左宗棠楚军可从广东获得协饷330万两。330万两和22万两，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

　　曾国藩最初判断，在广东抽厘，一年收入至少有几百万两。因此，当时为了让广东方面同意，在未与浙江巡抚左宗棠商量的情况下，他就对两广总督劳崇光表示，办理抽厘后，广东原来每月要给浙江的10万两协饷可以停解。

　　事实的发展证实了左宗棠的“预言”，也坐实了曾国藩的误判——根据曾国藩的统计，同治元年到同治三年间，33个月广东厘金仅收入120万两左右。而左宗棠楚军仅分配到22万两。

　　尽管有历史学家分析指出：清代书写皇子的名字，不是写“某子”或“某某子”，一定要冠以“皇”子，作“皇某子”、“皇某某子”，遗诏写“皇位传十四子”不合清朝制度；尽管有学者指出清代时“於”、“于”不通用，要写作“於”，将“十”字改为“于”字，在清代属于别字。传国本的遗诏出现别字，于理不通。但这些，毕竟还属于推论。

　　左宗棠，举人出身，虽不似曾国藩那样少年得志，但通过参与围剿太平军、捻军的战事，累功迁至陕甘总督，被授东阁大学士，成有清一代以举人入阁的唯一一人，并于光绪年间凭收复新疆之功被赐封二等侯爵。

　　同治二年(1863)起，为了进一步缩小对天京的包围圈，曾国藩不断增兵，最高时统兵超过十万人，每月需饷不少于50万两，还不包括购买弹药、枪械等花费。而曾国藩每月的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4万两，只能发三成军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