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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成”是一个过程

　　◎何天平

　　市场是个好东西。

　　眼前的这股热潮似乎能回应一些问题。尽管我们尚不能对这一阶段的节目盖棺定论，但在这股回暖的势头背后，观众的期待确实更多了些，市场的信心也确实更大了些。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景气”，与它们在文本上更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型不无关系。文化性与市场性的平衡是此前节目都未能纾解的问题，而我们正经历的这些节目则在两种方向上大幅改进着。

　　倘若稍加留心，文化类节目的电视复兴只是一个方面。这两年里，依托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平台异军突起的各式文化类音视频内容，也早已不是星星之火。从第一季“看理想”到前不久的“豆瓣时间”，文化的新鲜度正与新媒体所具备的现代性基因更深度地整合到一起，这些形态传统的网生内容，正以另类的姿态野蛮生长起来。

　　一是去机制化的尝试。当眼下的节目内容生产越发倚赖于种种机制的搭建，对节目Bible的推崇更是如火如荼，“模式”是否万能？历史的经验证明，文化类节目要对所谓“模式”的界定和约束有所警惕，这恰恰是成为掣肘文化呈现的柔韧性的某种“隐患”。《见字如面》在播出期间，节目形态就有过几番大动，其中包括放缓节目节奏、拓宽书信取材等，而这些都作用在了营造更好的“见字如面”的情致之上。

　　一夜之间，陈丹青、梁文道、窦文涛成为中国最迷人的大叔，许知远也被视作公知界的一股清流；董卿的口红色号上了新一轮的话题热搜榜，归亚蕾也凭借动人的谈吐带动了全民重温《大明宫词》的热潮。需要承认的是，相比于那些昙花一现的流行娱乐样式，栖息于温情和诗意的文化类节目，在诚意的雕琢中更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在眼下这个消解一切意义的消费社会里，一首诗词、一卷书画、一封家书带来的抚慰虽然有限，却也有力，哪怕这些节目的初衷也是高度拟合于这个商业社会的逻辑。但客观来说，日常生活里并不需要那么多“深刻”。“一抹粉红‘哲思小语’涂抹在失血已久的精神之唇上，就能感到自己面如冠玉”，在这一点上，眼下《朗读者》《见字如面》，抑或《圆桌派》《十三邀》的流行，与当年《百家讲坛》里风靡的“易中天热”或“于丹热”并没有太多本质差异。

　　消费主义的盛行高度倚赖于文化工业，诗词、书信、书籍等一系列颇具传统印迹的文化符号经由媒介展开的意义生产，一方面在回应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诉求，另一方面也抚慰着这个时代所匮乏的多种意义和想象。这些，都为文化类节目在今天的勃兴提供了扎实的土壤。

　　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文化类节目在中国的传播一直都以断裂的形态缓慢发展着，这种境况在新世纪前后更为显著。起初是以央视《走近科学》为代表的科普类节目，这类节目发轫于科技进步的现实，以科学的大众化传播为路径，带着强烈的理性色彩。但相比轻松的电视观看而言，它们的调子终究重了些。于是，在往主流观众趣味靠拢的过程中，这些节目也不伦不类地烙印上了神神叨叨的特质，与初衷渐行渐远，更在人们“走近伪科学”的吐槽里逐渐淡出。此后，又有了如《百家讲坛》这样的讲座类节目，成功推出了一批“电视学者”，并一度引发大众观史、谈史和学史的热潮。但面临的困境相似：不断流行化的知识生产，一方面消解着文化接触本身的仪式性地位，另一方面逐步明星化的学者，也很难再延续对文化探究的严谨态度(至少在荧屏呈现上如是)。讲座类节目再度被观众所遗忘，直到近几年，出现了诸如《汉字英雄》等竞技类节目，更有《最强大脑》这样带着高度奇观色彩的展演性节目，顺应真人秀大潮，机制成为这些节目的革新，却也成为这些节目的软肋，节目文本与观众之间的黏合度备受考验。

　　文化类节目不该是被遗忘在角落的速冻食物，只有在饥肠辘辘时才被想起一解燃眉之需。它应当总是温热，且从不离席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令观众时常能够在观看节目中“凝视他者、审视自身”。那么问题来了，如何跳出“断裂”进而觅得稳健、长久的发展呢？

　　我似乎还没有想明白。

　　今年的节目市场，似乎开始“慢”了下来

　　崇尚“速食”的年代，娱乐正在消弭一切宏大，却也同时异化着娱乐本身。相比过去还算“根正苗红”的文化类节目，如今的这些节目似乎越发跟娱乐的边界拉扯不清。当这些文化类节目被奉为流行圭臬，借着民粹主义的气质营造出关于文化的一个拟态环境，里头深嵌着的市场逻辑也在不自觉中撼动着文化本身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