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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四岁的时候没了爸爸，其母郑氏教他读书，“家贫，乏纸笔”，郑氏就用芦秆在地上画着教儿子写字，要求十分严格，欧阳修后来所取得的成就，大概不能证明其母的教育方式是错的。也许有人会说：“欧阳修的妈妈是因为家里穷，所以才逼着孩子学习改变命运。”错，古代有钱人的家庭，但凡希望孩子有所作为的，往往也是“严母”上阵。比如唐朝大臣柳公绰(柳公权的哥哥)的妻子韩氏，家里相当富裕，但为了鼓励孩子上进，“常粉苦参、黄连和熊胆为丸”，让他们晚上熬夜读书时含着，一来提神，二来让他们知道学习就是个苦差事，不刻苦就别想有所成就。

　　这篇叙诡笔记没有诡事，却有趣事，写作动机是笔者亲历的一件小事。

　　一包鱼干惹来的训斥

　　卖菜人喜出望外地回家去了，那个讹诈不成一场空的失主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被聂以道轰出了县衙。“闻者莫不称善”。

　　范逵与陶侃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但看出他家极穷，正准备告辞，只见陶侃的妈妈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屋子里的火也烧得很旺，就连马匹也都有足够吃的草料，这才放心地留宿。第二天一觉醒来，他才了解到，原来陶侃的妈妈把头发剪了，卖给收假发的，换钱买了米面和菜肉，又把屋子里的几根柱子都削下一些来做柴烧，还把草垫子割碎了做草料喂马。范逵非常感动，觉得陶侃本来就有才华，又有这么一位深明事理的母亲，一定有前途，于是回到洛阳后，就在羊晫、顾荣等名士面前称赞陶侃，使陶侃知名度大涨。

　　在古代，因为微小的过失，挨过老妈骂不算什么，还有挨老妈打的，比如陈尧咨——如果不记得他是谁的话，应该回去翻翻初中课本，找到欧阳修所著的那篇《卖油翁》重读一遍，没错，陈尧咨就是引得卖油翁“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的神射手。

　　前面提到的欧阳修，也有一位了不起的妈妈。

　　现代人一说古时候的教育就是“严父慈母”，好像当爸爸的天生就得扮黑脸，而妈妈则负责打一棒子之后那个“给糖的”，事实上，如果阅读古代笔记，不难发现，有出息的孩子往往都有个“严母”。

　　狐妖之事，显然是杜撰出来的奇谈，但是左懋第的正直爱国，却是时人有口皆碑的事情，这与他的母亲陈氏的教育密切相关，

　　不久，陶侃被任命为负责监管国家鱼池的官员——鱼梁吏，陶侃上任不久，因为心疼母亲衣食无着，就趁着“工作便利”，弄了点儿鱼干给母亲寄去，谁知湛氏收到一看，勃然大怒，原物递回，并附书信一封，狠狠地教训儿子说：“你当官没多久，就敢把国家的东西拿来赠给我，这样下去还了得！这哪里是孝顺我，分别是增加我的担忧！”吓得陶侃连连认错。

　　三

　　《世说新语》所记，东晋时期的名将陶侃，少年时代虽然有安邦定国的志向，但家里贫困，想结交个社会地位稍微高一些的人都没有机会。同郡的孝廉范逵一向都知道他的才名，有一天特地来探望。那天恰逢连日风雪，陶侃的家里米缸见底，偏偏又带来了大批的车马仆从。陶侃正发愁，不知该怎么办好，他妈妈湛氏说：“范逵是个名人，你一定要和他结交，留他在家里住上一夜，其他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在我国古代，“好妈妈”们除了对孩子的品行和学习要求严格，还特别重视“大节”不能有亏——所谓“大节”就是对国家的绝对忠诚。

　　老天赐钱养贤母

　　一年后，左懋第以南明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出使北京，被多尔衮扣押，坚决不投降，最终遭到杀害，临死前留下绝命诗“丹忱碧血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

　　近年来，我们国家的“熊孩子”越来越多。孩子天真可爱，偶尔做些淘气出格的事儿，谁都能理解，但是如果连打架伤人、损毁公物、寻衅滋事这样的行径也能以“他还是个孩子”原谅之，那么无疑是对人类社会赖以形成和维持的基本准则的违背和挑战，每个人必须在尊重他人、尊重法律、尊重规则的前提下行为处事。

　　卖菜人没办法，只好“携往其处”，等了一阵子，“果有寻物者至”。卖菜人把钱还给他，附近围观的人纷纷夸奖他拾金不昧，并劝那失主拿出一部分钱来作为“谢金”赠给卖菜人，谁知失主是个黑心肠的家伙，不但不谢谢卖菜人，看他农民装束，相貌憨实，反而大声叫嚷起来：“我丢了三十锭，如今他只给我十五锭，另外那十五锭哪里去了？还说什么‘谢金’，我非让他赔足我三十锭不可！”

　　这件事在元代学者杨瑀所著《山居新语》和陶宗仪所著《南村辍耕录》里都有记录，但是考虑到前者成书较早、事件记叙得较为详细，所以这里笔者权且用前者作为讲述的“底稿”。

　　晚上学习吃“黄连熊胆丸”

　　我喜欢看这种好人有好报的故事，虽然好报来得有点儿曲折，但只要结尾是美好的，一切就都是美好的，虽然现实中做了好事被讹诈的人比比皆是，但是这样的人总会有一位教他走正道的好妈妈，而讹诈者多半“起根儿”就是个有人生没人教的坏胚——谁又能说老天爷不长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