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决定了我国经济更易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现代经济越来越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型特征，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更有利于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首先，有利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先发优势。规模性的经济含义和战略意义在于，可以更好分摊新型基础设施和战略性前瞻性技术投入成本，更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更早布局相关技术，抢占制高点，赢得先机。比如，由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确保了商业可持续，我国推动5G商用的节奏将快于很多国家。从经济史看，历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也都是同时代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其次，有利于更好发挥规模效应，形成竞争优势。我国所拥有的大规模要素供给、大规模市场容量，有助于更好发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效应，使相关企业、行业拥有经济规模带来的效率优势，并快速地转化为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比如，我国许多行业包括纺织、钢铁、光伏风电等，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行业。
(二)
需要看到的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只是一种潜在优势。充分释放这种资源和优势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还需要通过多种政策去引导、培育和激发，必须“做好自己的事”。
第一，充分认识优势，保持战略定力。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以及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其他属性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结合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一属性意味着我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既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利于分散风险；既有利于保持活力，也有利于保持韧性；既有利于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也有利于形成先发优势；既有利于提升政府作用的有效性，也有利于拓宽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既有利于更好发挥国内潜力，也有利于更好利用国际资源。同时，超大规模经济体属性也意味着我国的经济追赶进程难以“一帆风顺”。追赶型经济体一旦成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其外溢性意味着守成大国随之而来的围堵和遏制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前，这种挑战已经充分显现。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应对国际环境的挑战是我国成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并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绕不开、躲不过的坎。只要我们充分彰显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就可以在激发活力、增强韧性中赢得竞争优势，就可以把握未来、赢得主动。
第二，应对好外部压力，实现技术的“开放自立”。尽管当前“卡脖子”风险凸显，但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为我们实现技术的“开放自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多年以来，我们“卡脖子”风险的累积，一定程度上是技术“开放依赖”发展模式的结果，即市场开放和技术依赖。这既有人才缺乏、体制约束、投入不足等原因，也离不开全球化分工的“马太效应”形成分工锁定的大背景。解决“卡脖子”风险，就是要从“开放依赖”走向“开放自立”。当前的外部压力恰恰为我们实现“开放自立”，真正解决“卡脖子”问题提供了难得的、能够抓住的“机会窗口”。要用好国内强大市场的优势，加大核心技术的资源投入和统筹协调，形成在关键技术上与发达国家间互相制衡的局面，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
第三，调动三个积极性，增强经济活力。一是调动地方积极性。调动地方积极性，是超大规模经济体激发制度活力、提升制度质量、保持制度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和突出优势。当前，要适应各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客观实际，赋予地方政府更多改革创新和政策突破的自主权；加快建立容错机制，激励一大批“既政治过硬，也本领高强”的党政干部更好发挥作用；调整优化央地财政关系。二是调动创新创业企业积极性。要着力打破包括行政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真正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不断改善营商环境，维持企业纵向流动性和打造创新友好型的市场环境。三是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必须紧紧依靠企业家和科技人员。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活力；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保护企业家权益，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和社会氛围，为各类企业家的创新创业创造营造更加健康的环境。
